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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行刑事和解制度 提升案件办理质效

——平房区人民法院刑事附带民事案件适用刑事和解制度的调研报告

  发布时间:2013-12-30 14:04:23


论文提要:近年来,我院在保证严厉打击犯罪的同时,对于社会危害性以及主观恶性小的被告人也秉承惩罚加挽救的模式,为了能使其早日回归社会也能最大限度的维护被害人的合法权益,我院在审理刑事附带民事案件过程,大力的推行“重调解,少判决”,尽可能化解当事人之间的矛盾,保证被害人可以及时有效的得到赔偿,从而消除不稳定因素,维护社会和谐。尤其是推行刑事和解制度以来,我院的刑事附带民事案件的调撤率有所增加,取得一定的成效,为了以后更好的审理刑事附带民事案件,我院针对近几年的刑事附带民事案件的审判工作情况进行了调研,发现了刑事附带民事案件适用刑事和解制度后存在的困难和问题,故写做了本份调研报告,提出相关对策和建议。

本调研报告所写内容是刑事附带民事案件审理中的热点和难点,尤其是新刑事诉讼法将刑事和解制度法律化,对审判工作化解矛盾提供了新的方式,值得予以研究探讨。本文依据审判实际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和审判人员的一些较为成型的工作方法,在分析近几年的相关数据的基础上,提出了处理此类案件的一些的做法和一些有待解决的问题,是值得和大家共同探讨研究的。

2013年11日新刑事诉讼法实施以来,刑事和解制度被正式纳入刑事诉讼法后,鉴于刑事和解制度被法律化后,我院在原有好的工作方法基础上,积极在刑事附带民事案件中推行刑事和解制度的适用,并针对近几年审理的刑事附带民事案件的一些相关情况进行了调研分析。

一、刑事附带民事案件的基本情况分析

2009年至2012年,我院共受理各类刑事案件504件,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案件196件,占受理案件总数的38.9%,其中调解结案189件,占附带民事案件总数的96.4%,判决结案的7件,占附带民事案件总数的3.6%2013年上半年,我院共受理刑事案件89件,刑事附带民事案件23件,占受理案件总数的25.8%,其中结案的19件,均达成和解协议,和解率100%

(一)从统计数据看。2009年至2012年,我院受理刑事附带民事案件的数量及在刑事案件中所占的比例均基本呈现逐年上升的趋势。

      (二)从案件结案方式上看。我院较注重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调解工作,调解结案率较高,基本是呈逐年递增的趋势。这主要是因为,作为基层法院,一般受理的刑事附带民事案件均是因民间纠纷所引起的伤害或是交通肇事类犯罪,被告人的主观恶性小,可能被判处的刑罚多为三年以下的有期徒刑,并且双方当事人之间的矛盾尚没有到达不可调和的地步,被害人与被告人均愿意和解,所以这为我们调解结案奠定了基础。

      (三)适用刑事和解制度的基本情况。在2009年至2012年期间,我院受理的附带民事案件基本上逐年递增,而案件的调解率在2012年有所下降,但是2013年上半年,我院共受理了刑事案件89件,其中附带民事案件23件,结案19件,和解率100%,这是因为201311日刑事诉讼法规定的和解制度为附带民事案件提供了法律基础,对于我们刑事附带民事案件的和解工作更为有利,由于该制度对当事人双方均有利,对于双方的权利能够更好的达到平衡和保护,所以对于被害人而言,可以及时的得到赔偿;对于被告人而言也可以明确得到量刑上的从轻。

二、我院审理刑事附带民事案件的具体做法

      为了做好刑事附带民事案件的审判工作,力争取得更好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我院的具体做法是:

(一)遵循调解为主,判决为辅的结案原则。一直以来,我院都在思想上高度重视刑事附带民事案件的调解工作,将调撤率作为一项重要指标。在长期的工作中,总结出一套较为有效的调解方法,例如调解时机的把握、法理与情理的结合、在调解的过程中始终保持中立的同时也会从双方的实际情况考虑做出协调等几方面,同时法官能耐心地释明法律,引导双方当事人自愿达成和解协议。我们从不要求当事人完全懂法,所以每次适用和解制度时,主审法官都回会详细的向当事双方阐明和解制度的内容以及产生的法律后果,在确保当事人正确理解该制度的基础上进行下一步的工作。面对日益增多的附带民事案件,我院本着保证双方利益,对所有可以和解或是有和解可能的案件进行调解工作。对涉案的民事部分争取和解结案,只有在确实无法和解或是双方矛盾无法化解时,才判决结案。总结2009年至2012年,我院受理的196件刑事附带民事案件中, 仅有7件是判决结案,尤其是2013年上半年,和解率达到100%

(二)正确理解和把握刑事和解制度的适用。在新刑事诉讼法颁布前,我院对附带民事案件也适用调解制度,但是这基本是遵循民事调解制度原则,而此次新刑事诉讼法为我们的调解工作赋予法律保障,刑事和解制度是新刑事诉讼法中最新规定的一项制度,新的制度与民事调解制度存在差异,这就要求所有的办案法官对这一制度加以研究学习。自201311日起,我院开始适用和解制度,每次在刑事附带民事案件开庭审理前,都会了解双方的当事人的基本意愿,对于存在调解意愿的当事人可以适时的召集当事人及其亲友进行调解。了解被害人的诉求以及被告人的赔偿能力,对于无力赔偿的被告人可以询问其亲属是否愿意代为赔偿。法院主持双方当事人就赔偿事宜达成和解协议并制作和解文书。2013年以来,我院在刑事附带民事案件中开始推行和解制度,在先前刑事附带民事案件调解的基础上,增加被告人对于犯罪的态度,被告人必须明确表示悔罪,并且通过赔偿被害人的损失以及赔礼道歉获取被害人的谅解,同意从轻处罚被告人。在是双方自愿的前提下,达成和解协议。但是,对于其中任何一方不同意调解或是被告人无力赔偿被害人经济损失,双方无法达成和解时,不能过于拖延案件,应以判决结案。

(三)类比同类案件,保证对刑事量刑的标准基本一致。附带民事赔偿与刑事案件的量刑存在紧密联系,但是却没有统一量刑标准。所以,我院法官面对此类案件时,会对比同时期的同类案件的判决结果和赔偿数额,在区别个案差异的基础上,达到同类案件的量刑平衡。以往适用民事调解制度时,对于达成调解协议的,被告人可以酌情从轻处罚,而刑事和解制度将被告人从轻处罚“法定化”,这就限制了法官的自由裁量权,同时也要求有统一的量刑标准。由于尚没有此类完备的量刑标准,我院刑事和解案件量刑时,对于达成和解协议的案件以“从轻处罚”为原则,但是对被告人犯罪情节、后果极其恶劣的案件,也要秉承严厉惩处的原则,杜绝“以钱买刑”,即使赔偿了损失也要慎用“从轻处罚”。对于此类案件的量刑,我院在确定基准刑时会予以从轻考虑,同时会依据赔偿数额确定从轻的比例,对于情节轻微,被告人悔罪态度好的案件,赔偿款的数额是判断酌情从轻幅度的一个标准,但不是唯一标准,还应综合考虑个案因素,对于那些赔偿款支付数额较少的刑事附民事案件,如是被告人的经济条件非常有限,但是为了赔偿被害人而积极筹款,并且认罪悔罪,求得被害方谅解,可对其在法定刑范围内酌情从轻处罚,具备条件的,则依法适用缓刑。如被告人贾某某致人重伤案,其家属赔偿款的数额虽然较少,但是积极筹款,主动向被害人赔礼道歉,态度真诚,获得了被害人的谅解,我院即依法对其进行减轻处罚。作为基层法院,刑附民案件多为故意伤害、交通肇事等案件,经过法院的调解工作,一般可以达成和解协议,在此种情况下,法院一般会对被告人适用缓刑等非监禁刑。

(四)计算赔偿数额后平衡调解。我们辖区位于我市城郊,所以法律的普及程度以及居民的文化素养相对有限。我院在审理附带民事案件时,就存在当事人不知赔偿项目、赔偿数额,而所要赔偿过高的情况产生。巨额诉求就会导致被告人放弃和解,下面的调解工作很难继续。由于这样的特殊性,我院会根据案件的情况,被害人提供的相关证据,在调解前依照法律的规定,对被害人依法应获赔的数额加以计算,对比被害人的索赔数额,在必要时对被害人加以法律指导。以法定赔偿数额为基础,上下浮动一定的百分比,来进行调解。但是,我院这么做的前提是保证被害人的诉讼自主权,我们仅是予以示明。

三、审理刑事附带民事案件适用刑事和解存在的问题

(一)附带民事案件的赔偿标准问题。附带民事案件的赔偿缺少明确的标准性规定。就目前而言,刑事附带民事案件,即使以判决结案,我们所依据的也是民事赔偿方式,我国并没有关于刑事和解赔偿标准的具体细则规定,可是刑事附带民事赔偿与单纯的民事赔偿毕竟存在差异,所以这就导致对于当事人部分诉讼请求的认定存在偏差,也导致当事人之间存在“讨价”的现象。从被害人角度,因被告人被羁押,能否从轻处罚,取决于被害人的态度,所以向被告人索要超出实际损失的巨额赔偿;而被告人为使自己得到较轻的刑事处罚,对于高出数倍的赔偿要求,认可负债,而来满足被害人过高的赔偿要求。这样虽然能过达成和解协议,但是却没有真正的化解双方矛盾,无法实现推行和解制度的最终目的。

(二)对刑事和解制度的错误认知。刑事和解制度不等于“以钱买刑”。附带民事案件的当事人常会认为,和解制度就是“钱刑交易”,赔得多就判的轻。在实践中也确实存在这样的问题,由于法官没有判断被告人是否真正悔罪的依据,所以只能将赔偿的数额作为其悔罪的一个表现,但是这就导致经济情况较差的被告人因无法履行赔偿金额而无法与被害人实现刑事和解, 贫富差距使得刑事和解无法实现人人平等,出现同案不同判的结果。这使得部分经济条件好的被告人,不是发自内心的悔罪,没有真正的认识到自己的错误,这也丧失了刑罚的威慑力。

(三)刑事和解对刑事案件认定的影响。民事部分虽只是刑事案件的附带部分,但是不可否认的是民事部分的处理影响着刑事部分的处理结果。刑事和解一般是在庭前进行,如果双方达成和解协议,是否意味着法官已经内心确认被告人构成犯罪。依据刑诉法的规定,被告人罪与非罪,未经开庭审理是不能确定的。当事人在庭前达成和解协议,无疑影响了法官对于被告人刑事犯罪的审判。

(四)刑事和解与量刑的关系。“被告人(或被告人亲属)已经赔偿物质损失”作为量刑情节是被基层法院所普遍承认并采用的一种共识。但在司法实践中,要如何把握附带民事赔偿与量刑的关系呢?是依据赔偿的数额?赔多赔少一个样,赔全部赔部分一个样还是要依据被告人的实际支付能力以及赔偿态度呢?法官对于个案的理解存在偏差,是一个因素,但是该问题产生的根源还是相应的法律和司法解释规定过于简单,缺乏可供参考的细则性规定。

四、完善刑事附带民事案件审理工作的设想

目前,我院也在刑事附带民事案件的审理过程中积极推行刑事和解制度的实施。上述问题也是我们所必须面对和解决的难题,在不断的摸索中,我院探究出了自己的一些关于刑事和解制度的适用方法,在此加以讨论。

(一)扶正当事人观点。适用和解制度的附带民事案件的当事人,向其阐明刑事和解的意义和法律后果,明确刑事和解制度并非“钱刑交易”,不是花钱买刑,不是赔偿就会从宽处罚。只有被告人真正悔罪且能赔偿被害人经济损失的前提下,被告人才能获得从轻处罚的机会。同时,判断被告人悔罪的态度,不仅以赔偿数额为标准,还要从被告人到案后的认罪态度,是否积极履行赔偿责任,以及对被害人的态度等多方面衡量,我们认为在进行和解工作的过程中要始终向双方传达的思想是“赔偿≠免刑”。

(二)明确统一量刑标准。刑事和解制度中一旦当事人双方达成和解协议,可以从轻处罚的原则,被基层法院普遍采纳,但是如何从轻,从轻的幅度不能仅依靠法官的自由裁量,这就要求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将“从轻处罚”予以量化。刑事和解制度在施行以来的优势已经逐步显现出来,这一制度也肯定会在全国范围内被广泛适用,所以刑事和解案件的量刑标准的法定化和统一化是目前基层法院的迫切需求。我们认为,对于适用和解制度的附带民事案件的量刑需考虑“损害结果+悔罪态度+赔偿能力+赔偿态度+赔偿数额+谅解程度”这几方面因素,如果符合上述因素,可以达成和解,被告人可以从轻处罚,但是从轻的幅度需要量化。如损害结果小,赔偿数额高,相对而言从轻幅度可以大于损害结果大的案件,但也要考虑个案的特殊性,应将相应的量刑标准纳入量刑规范化系统。对此,我们希望上级法院可以整合各基层院的刑事和解的典型案件,从普遍性的角度,制定出赔偿数额与量刑幅度的比例;在针对特殊个案,归纳特殊情况的量刑原则,如赔偿但是不悔罪,或是真诚悔罪也尽力赔偿但仍无法满足被害人要求时的量刑规范,通过上述内容指导基层法院的量刑工作。

(三)刑事案件部分事先审查。刑事和解必须在“事实清楚,分清是非”的前提下进行。在民事部分的和解过程中,法官仅是一个主持者,在此阶段不应对刑事部分做出任何的判断。虽然和解不等于判决,法官在此阶段也不做任何评价,但是不可否认的是法官也是和解阶段的参与者,其对案件的认识会受到和解的影响,所以这就要求法官事先对案件事实有所了解,大体的是非要明辨。所以,我们认为在刑事和解之前应对案件的刑事部分加以审查,法官基本掌握案件的事实,但是这不是要求法官查明案情,因为庭审阶段的工作是不可取代的。

(四)构建国家司法救助制度。国家救助制度就是在被害人的损失无法得到弥补的情况下,由国家作为主体,按照一定的法律程序对被害人进行物质上的救助制度。虽然目前的刑事和解制度,一般可以确保被害人可以得到赔偿并有效实现,但是在部分刑事附带民事案件中,被告人经济状况确实无法达成和解协议,此时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案件执结率低就成为我们必须面对的事实。被害人得不到应有的赔偿就会导致上访事件的发生,所以这就要求建立国家司法救助制度,作为保证被害人权益的最后一道防线。

(五)刑事和解后免予刑事处罚。我院作为基层法院,所受理的附带民事案件中交通肇事和故意伤害占最大的比重,而我院所管辖的区域中分布许多工厂、公司,所以许多被告人是企业工人,有的还是单位的技术骨干,可是一旦被判处刑罚,即使是缓刑也会失去工作,这就会导致此类人群失业,成为社会负担,不利于稳定。同时,也有许多为成年人犯罪,虽然新刑事诉讼法中规定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但是刑事处罚仍是他们人生中的污点,会成为其心理的负担。在我们处理的案件中,就有许多被告人家属为了赔偿被害人经济损失不惜举债,被告人虽然得到从轻处罚,但却失去了工作,家中债台高筑,被告人回归后仍无力偿还,增加潜在犯罪的风险。所以,我们认为,对于可能判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的过失犯罪、未成年人犯罪等情节轻微的犯罪,在达成和解协议后,同时要征求被害人的同意的情况下,对被告人免予刑事处罚,或是向检察院提出不起诉的司法建议,由检察机关撤回起诉。

综上,我院的刑事附带民事案件虽然呈现出增长趋势,但是在适用刑事和解制度后,案件的调撤率有所提高。对于这样一个新的制度模式,我院在适用过程中也确实存在许多问题,但是我们一直在探索解决之道,希望可以在以后的刑事附带民事案件的审判工作中可以更好的运用刑事和解制度。

责任编辑:刘仲伟    

文章出处:哈尔滨诉讼法学研讨会2013年度研讨会交流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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